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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弦无韵有书声——我的没有“书房”的“书房四部曲”(第二部)

葛昌秋 2020-06-24 17:25 来源:中青在线

二、到城里的“书房”

坐在唐山二中的教室里,尽管也是震后的半简易房,但要比乡里四面透亮、冷风嗖嗖的教室好多了,再也不用自带小板凳、膝盖当课桌了,比在村里的环境和氛围强之又强。来自不同地方的同学们在陌生中逐渐熟悉起来,也过上了从教室到食堂的简单生活。当看到学校的图书馆里有那么多的藏书,又让我想起自己关于“书房”的美好设想。

为了接近图书馆,我主动争取到了班里图书员的“差事”,每个月有机会到图书馆为同学们借书还书,还主动套近乎问老师有没有什么其它的体力活儿,学校和家里的都可以帮忙。那时老师们也要买过冬的大白菜,买过冬的烤火煤,或者有什么劈劈柴、简单的拆拆弄弄的事儿,我的目的就是想法儿多到图书馆,多接触到那些书。记得第一次到图书馆,走进摆满书的书架,我简直就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,目不暇接没了方向,恨不得钻进去就不出来了。那会儿我才知道了四大名著、托尔斯泰、雨果、巴金、茅盾等更多的作品。当好心好意的为同学们选好书后,兴高采烈地跟人家一说《悲惨世界》、《巴黎圣母院》、《战争与和平》、《复活》等,没想到人家已经看过了。这对我不仅是个打击,也大大伤了“自尊”,也知道了自己的阅读差距和课外书的缺乏,真是一个“井底之蛙”。读书,只有喜欢还不够,还要有实际行动,投入时间精力才行。这让我从拥有自己“书房”的幻想中醒来,萌生了把图书馆当作自己“书房”的想法,借个劲儿既省钱又省事,还特别丰富。

    随着全家都返回了矿区,我心里也长了草。因平时散淡惯了,觉着在市里住校太不随便,就要求回到父母身边,便从唐山二中转到了一所普通的矿区中学开滦六中。果然自由多了,晚上在家大都是看些课外书。《春秋故事》、《战国故事》、《成语故事》,甚至谜语笑话都“一览无余”。孰不知那很耽误功课的,可父母却认为我在看书学习。

    开滦六中是一所完全中学,隶属开滦矿务局,也是系统内挺不错的普通中学,初中、高中都是七个班,学校是楼房,还有暖气,站在走廊上看操场、看校外挺开阔的,这跟老家的小学校一比,那才叫“天壤之别”呢。更好的是我们四层的教室,跟学校的图书馆阅览室连着,仅30多米就到阅览室。遗憾的是不对学生开放,因为常丢杂志,或被损坏,这让我心里痒痒了很久。恰巧我的语文老师王家卿是父亲的文友,又是大哥的语文老师,我就缠着他去借书,慢慢与图书馆的两位老师混熟了。我挺守规矩,还帮忙拖地、打水、收拾杂志报纸,就有了看杂志、看书的“特权”,这在全校来说也是“第一人”。我还把一份报纸和一份刊物都订到了图书馆,跟老师一个待遇了。班主任曹茂林老师觉得挺奇,再加上我主动为班里办黑板报,这都要占用学习时间,他嘱咐我抓紧时间念书,把学习放第一位。我还问他大学里有图书馆和考古专业吗?老师说有啊!那是我的理想专业。可惜,因自己的天资和努力不够,再加没学过外语,最后只考了一个中专,而且是学财会的。

    有时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差距是巨大的,命运在自己手中,却又不归自己掌管。上中专虽然不是最好的选择,但可以包分配,等于有了工作。正好那年父亲退休,按政策可以让子女顶工,但开滦的政策是有男的不要女的,男的可以下井呀!好的是我10月份一入学,妹妹12月份就接了父亲的工,这样等于一年解决了两个子女的工作问题,父母再也不用为我和妹妹的工作发愁了,更不用为子女的待业而操心了。

    临上学前,我回到母校,看望了图书馆的两位老师——王兰明和张洪萍,她们还特意为我准备了两个特别大的笔记本,上面写着“祝葛昌秋同学,跟随时代永远进步”。当母亲到学校为妹妹办有关手续时,老师们还有门卫及后勤的几位师傅都说:“昌秋这孩子我们没有稀罕够!没考好,也可能是有点‘不务正业’吧。”我又去新华书店告别,那也是林西街上唯一的书店,在那儿我也算是常客了。每回我也“享受特权“,可以在柜台里自己选书,这在不是开放售书的时代,显得很特殊。那位赵阿姨跟我说:“这么年轻喜欢看书不容易,是好事儿!”那两年我等于免费看了不少新书。

    当我迷上书店和阅览室后,对于父亲来讲,他也算是一种“解脱”。自打转学回来,我就缠着他托人到东矿区文化馆图书馆借书,又到开滦林西矿图书馆找书,还跟他参加矿上的职工业余创作组活动,看那儿的杂志。有一回我从文化馆借了一本《汉印分韵合编》,非常喜欢。四处寻找没有买到,就想把这本留下来。编了个理由跟父亲说弄丢了,父亲只好找到老朋友邹叔叔和副馆长高叔叔,按规定加倍赔偿了事。但那回父亲很认真地批评了我,正告我那是公共资源,是全社会所有读者的,一是要保护好,二是不能据为己有,自私的小农意识是一个人成长、干事业、做学问的大敌!是人生路上的绊脚石。做人素质、修养很重要,道德的标准是立身的根本。我向父亲承认了错误,就想到了把书还回去。当我们爷儿俩去了文化馆,有关的工作人员说既然已经办了手续,正好还有同样的藏书,不影响借阅,下回注意就行了。

    记忆中父亲是个老实人,从未发过火,也没打骂过我们,所以,他那么一说,真的一下子就刺痛了我,给了我一生的警示:要读书,先要学会做人!为此父亲把他平反后在《唐山劳动日报》刊发的第一篇曲艺作品的稿费给了我,让我买了一本《代数习题集》。在扉页上写明购书的纪念文字,我也感悟到父亲的用心良苦。

    1982年10月,我来到离老家不远的路南区花园街上中专,唐山市商业学校是一个两年制、共8个班的学校,几排半简易的教室、宿舍,两个篮球场大小的操场,没有暖气和澡堂,后排的旱厕“气味芬芳”。这和在老家的校园与生活环境一样了,又有唐山二中的许多同学,所以商校虽小,但觉得很亲切。于是,办黑板报、布置宿舍、结交新友、熟悉专业、憧憬未来,在新鲜中把梦想谋划得很灿烂,很有味道。当真走进课堂,我就没了那股新鲜劲儿。那些跟数字打交道的会计、统计、物价和珠算,弄得我食不甘味,只能硬着头皮、捏着鼻子学了。在众多的学科中,我记得只有语文、体育和操行分数最好。第二年施行奖学金后,我两次得了一等奖,都是10个一等奖中的第一名。

    在这个“弹丸之地”,我唯一能寄托感情的地方就是图书馆。于是,又如法炮制了过去的做法,想办法多借书,让它成为自己的“书房”。记得班上一位女同学,在老师的帮助下,每年有详细的读书计划,非常令我羡慕。正好我们在一组值日,时间不长,我就看到了老师为她开列的书目,其中还有泛读和精读之分,并要求写读书笔记,这让我大开眼界。而另一位女同学对《红楼梦》非常喜爱,一些章节背得滚瓜烂熟。一位男同学喜欢读诗,在图书馆借了舒婷的诗集《双桅船》,我也抓空儿翻看,但弄不明白,看不进去。我还是迷恋小说,除了借阅一些外,自己坚持订阅《书讯报》《文学报》,购买《小说选刊》等,甚至连有关曲艺和戏剧的东西也有涉猎,真得像块海绵一样,如饥似渴地去读书,增加知识的储备,扩大知识面。当时我还特意借到延安时期的戏剧集,看了其中的《兄妹开荒》《夫妻识字》等,父亲教我唱的第一首歌“……雄鸡、雄鸡高呀么高声叫……”就是秧歌剧《兄妹开荒》中的代表。后来,在父亲临终前的病床边,我就是唱了《兄妹开荒》的那段歌儿,送他老人家去了天国。

    每天熄灯后,有时候我去传达室,或老师的办公室再“借光”看会儿书,也拿出无知无畏的劲儿学着写些东西。小说《秋风瑟瑟》取自校园真实生活,写的是一位来自农村的女孩儿,拿了一等奖学金后,自己内心的波动和做法,周围同学们、老师们的反应,对她的态度、影响等。现在回想起来几近白描的手法,虽然很稚嫩,但也挺真实,有内涵,有生活。这篇小东西在市文化宫举办的唐山市文学创作讲习班上,被文学评论家、作家陈默老师当场做了点评,认为不错,引来不少羡慕的眼神儿。我的另一篇相声《打算盘》写成后,在学校演出,我是逗哏的角色,还参加了“唐山市曲艺作品讨论会”,受到相声表演艺术家和市曲协的专家点评指导。一句“说儿不算”成为后几届学生的流行语。这也成为商校有史以来,第一个学生参加这种规模、这种形式、这种内容的讨论会。在考勤时学校还犯了难,算出勤吧,你未在。算请假吧,这又不是私事。最后我告诉他们这叫公假,因公事而请假,这也是代表学校的。

    匆匆两年很快结束了,当我们离开那几排简易房时,新学校的大楼也盖好了,连一个结业式、毕业典礼什么的都没有,心情有点儿发灰。回想两年的校园生活,依依不舍中有一种不可名状的心情。一一把同学们送走了,我最后告别了校园,骑上自行车驮着行李回了家。

    一次,我骑自行车从60多里外的林西到市里看望同学和老师,在语文老师孙增垣家,我知道了孙老师已被任命为新校长。孙老师是北京人,一直是我很敬佩的老师,开学时他对我写的那篇作文评价很高,也对我家文革的经历有了了解,可能他也有此经历,同病相怜的缘故,孙老师对我关心爱护有加,更多的是理解鼓励。在农村的14年里,尽在遭白眼儿、受歧视、被打压的环境中生存,遇到这样一位老师,心里觉得暖融融的。于是,我跟老师说想为母校做点儿事儿,利用等待分配工作的空儿当,到学校图书馆帮忙,把搬到新学校后的图书整理好,让图书馆早点儿开馆,为新生提供良好的读书条件。老师一听非常高兴,马上答应下来。

    过了几天,我又骑车带着行李回到毕业的学校。在新宿舍楼的三层,专门为我开了一间宿舍,我又开始了“新的校园生活”。那些日子里,我觉得自己是最富有的人。打开一捆捆的书,摆放到一排排书架上,半天下来汗流浃背,我却想起了“汗牛充栋”和“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”。那一本本的书,仿佛是一块块砖,为自己构筑知识的堡垒。心想,我这“书房”多牛呀!坐拥书城的感觉真好!没了杂念,心境如水,是一种特殊的享受。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,那些重体力活儿我都包了,两位女老师一时也有了帮手。许多师弟师妹见了,都以为我是留校当老师了,有的干脆叫“葛老师”。看到新图书馆开始借阅了,自己也有一份成就和获得感,我也是毕业后再回学校“复读”的第一人。

    后来孙老师说:“我当校长后,就想从图书馆入手,让新学校给新学生们创造新的学习环境,可那时人手不够,你这一来,把问题解决了,老师谢谢你!”当然,学校和老师对我也非常关照,在毕业分配时,所有的领导和老师都替我“美言”,把我分配到了唐山市人事局,把去最好单位的唯一名额给了我。

    到市直机关工作后,一有时间,我就去新华书店和唐山图书馆,那是我最喜欢的地方。最后,竟然可以把书店的书“借”出来,先交钱把书带回宿舍,看完了再送回去退钱,这样就少花了不少买书的钱,每月42块5的工资就可干别的了,几位营业员真的了解我呀。

    1985年9月,我成为市直机关讲师团成员,赴迁安县二中支教,担任初一(5)班的班主任和语文老师,还兼初一(4)班的地理课。因为我没学过师范教育,所以总想有所创新,不去循规蹈矩地教学生。我揣摸了一阵子,开始从语文教学入手,先是不留作业,后是不写作文,三是不考试。但我设计了作业的“点将台”、自拟自测等环节,让学生每天讲故事、带头朗读等活动,甚至在文言文的公开课上搞突然“袭击”,让学生倒读课文等做法。自习课上我又发挥了学校图书馆的作用,借来50多本杂志,每人一本做重点阅读,然后交流阅读心得。还时常带学生们去野游,并结合家访搞活动。这样一来,学生们成绩不但没有下降反倒提升,培养了学生的自学能力,把语文教学的“听、说、读、写”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。还有一些诸如逆向思维的提示,让学生们有了更多的收获。多年后,一些考上山东大学的学生说:“老师,那个时候我们没有把学习当成负担,总是愉快地去学习!甚至到了周日,也想到学校回教室里。”我坚信教书育人是一项工程,来不得半点马虎!好孩子是老师为人师表、言传身教和夸奖鼓励的结果。因为在我眼里,没有一个坏学生,都是好孩子。1986年的5月,我带全班同学去北部山区登长城,一口气骑了50多里。记得女生尹小健骑的是小轮车,赶不上大家,没办法这种“享受”给了我。爬上残破的长城,迎风极目远眺,视野和心情豁然开朗。看到一段段岩石,那是岁月的大书;看到一块块城砖,那是历史的大书;看到一片片屋顶,那是生活大书;看看一张张笑脸,那是青春的大书……与同学们直抒胸怀。当时这个班的成绩在年级综合排名倒数第一,前8课语文是7个老师代教的。不到一学期后,他们的语文成绩升至年级第三。这也得益于图书馆,而当时的一些想法也是从图书馆受到的启发。现在看来,我的这些做法也不过时。

    1989年10月,因为我在关键时刻的敏锐和作用,单位给了我进修的机会,经全国考试到沈阳航空学院工业设计系摄影专业学习。走进大学校园,一直是我的期盼,好像极度饥渴的人看到丰盛的宴席,走进了瀑布清潭。在沈航的两年里,我印象最深的还是著名书法家沈延毅老先生题写的牌匾,每次经过都多看几眼红底金字的“图书馆”。“三点一线”的校园生活,自然图书馆又是我最喜爱的地方,再次延续了我的“图书情缘”,继续着我的“大书房”梦想。

    在阅览室,我又是最特殊的一个。书包可以随便带入,杂志可以看最新的,每天的新报纸来了,管理员老师们先把《中国青年报》挑出来不上架,让我看头一水。这些“特权”都是我对书的喜爱、对知识渴求的真诚打动了她们。令我感动的是到了的夏天,学校发给她们防暑降温的福利品,几位老师特意从自己的茶和白糖中,各拿出一点儿凑一份给我,弄得那些本科生们在疑惑中羡慕不已,也不知道这个小眼长头发的“老学生”到底是怎么回事儿。在那儿我随便查阅资料,顺利完成了我的毕业论文《新闻摄影要给人什么?》,答辩时一路绿灯。临别我去跟几位老师道别,真心感谢她们对我的信任、理解、支持、帮助。

    古人云“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”,这也是对我的基本考验。怎样把理论与实践、课堂与课本、校园与社会、专业与事业结合起来,把学到的知识和获得的信息变成行动和作品,也算是对自己泡“大书房”的一个“说法儿”。

    于是,我有了一系列的“行万里路”的行动。

    1990年元旦,也就是我到沈阳航院后才两个多月,我背起同学李传德的相机,只身奔赴长春,到长春大学特教学院进行采访。跟来自全国各地的残疾学生们一块儿迎接新年的到来。这是全国第一所专门为残疾人开办的大学,校园里大都是盲聋哑和肢残学生。但是那种昂扬向上、积极努力求索的劲头儿,灿烂的笑容充满校园。我跟他们一块儿吃饭、一块儿联欢、一块儿游戏,感触那份自强不息的力量。一位来自云南理工学院的聋哑学生,跟我用笔聊了自己的学习生活和追求的目标,他将在寒假去中国最北部的城市漠河,完成自己冰雪行动的第一站,从祖国的南方到北方,用无声的语言抒发青春的斗志。不知不觉我们“聊满”了一个笔记本。我也是第一个走近这些残疾大学生的采访者。

    回来后我又去了鞍山,去寻找那位叫“王显凤”的“猪孩儿”,她的故事与印度“狼孩儿”有许多相似之处。因父母的原因,她从小与猪为伴儿,致使自己的许多生活习惯受猪的习性影响,智力发育也与正常人有较大的差异。当我在一所特教学校找到她的老师,说明来意后,这位老师一听我是唐山人、大地震幸存者而格外照顾,允许了我的采访。虽然当时王显凤已十多岁了,可智力仅相当于3岁的孩子。我拍摄了她踩缝纫机、和老师同学们一起上课、活动,还有一些生活的照片,一时心里不断涌起一阵阵的酸楚,为她的命运在忧喜中起落变化。多年后,在一篇报道中知道了一些关于她结婚的生活情况,还有其它的变化。

    那天从沈阳奔鞍山,我坐了一趟绿皮火车。回来的时候也没有快车,在车站上我软磨硬泡,套近乎说好话,正好有一趟大连到北京的快车,我就直接上去了,在车上补了票,回到学校已是晚上9点多了,这时我才感觉自己已经一整天没吃东西了。这可能就是追求的快乐,正是乐此不疲、忘我的精神,这就是知识的力量、催人奋进!同学们说有你这种精神,还有干不好的事业?!

    得知有四位大学生,不要国家分配的工作,而是选择自主创业,到沈阳皇姑区比较边远的农村,开办了一家加工企业。我借了一辆自行车,边走边打听骑了几十里,对他们进行了采访,拍了照片投给《中国教育报》。这在当时真是一股清风,大家都在等待国家的分配,而他们却有这样的勇气,不仅有示范带动作用,对我也是一种激励。现在看来,他们的选择和做法非常典型。

    当时的国家重点工程沈阳北站落成开通,我也去采访。几经周折我拿到了一些资料,写好稿子到邮局传给了《中国青年报》,消息刊发在一版。虽然署名时把昌字误写为冒字,可看了之后心里也挺有成就感,图书馆的老师和同学们见到都称赞几句。我还去了铁西区工商局采访,拍摄学校活动的照片,在系统的《军工报》发表,还帮助同学举办了摄影展。我也参加了“沈阳市大学生影展”和“辽宁省大学生艺术节”,几件作品还被学校老师留作了纪念。我觉得这都与我在学校“泡图书馆”分不开的。

    在沈航的两年,让许多同学觉得奇怪又羡慕的,除了我在图书馆“特殊”,再就是与食堂的关系了。

    因为每天三顿饭都在食堂,特别是中午一下课,学生们都冲向餐厅,来来往往进进出出前前后后男男女女的熙熙攘攘。打饭菜的小师傅对我格外关照,从数量和品种上尽可能多些,还经常叫我打病号饭。当有水煎包的时候,我还可以把刚推出来的一大蒸盘全端出来,吃完后再结帐。一到这天,许多同学都来找我图个方便。一旁卖小菜儿的朝鲜族阿妈妮,也常常叫我吃她的各种小菜儿,还总是多给我一些。那位陕西的小师傅放假回来,还特意给我带来家乡的土特产。这些事儿都与我在唐山二中、唐山商校和单位食堂的“收获”一样,不仅有好多的方便,也有好多的关照。在单位食堂里,只有我吃饭时不用饭卡,单位领导交待过:“咱们养得起昌秋,因为他一个点子可以给我们创造更大的价值。咱们给他点物质食粮,他会给咱们提供更多的精神食粮!”的确,我用我的方式给他们以更多的回报。当遇到工作之外的大事小情、急难险重任务了,领导总是说:“你们找葛昌秋去!”我的“拼命三郎”“新闻骑士”也“闯出”了名气。

    中午从食堂回到办公室,都要经过报社的图书资料室,每天我都借一本杂志,躺在沙发上午休前翻看,下午一上班就送还。一年下来,我可以看200多本杂志,同时还可以借书、看报。我总是偷着乐,哼着小曲儿,谁有这么大的“书房”?!谁又能订阅这么多的期刊杂志呀?!

    所以每到一处,我与图书馆和食堂都很融洽。

    其实,我觉得人的一生中,除了生存的基本条件得到满足了,就是精神生活的境界,物质的是表象的、简单的,而精神却是内在的、丰富的,追求的品位、层次,享受的快乐、愉悦是不可比拟的。但二者缺一不可,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的人生更完美,为社会更好地创造价值。

    进入新世纪后,广播电视事业大发展,单位人员不断增加,新节目也不断推出,办公的地儿显得拥挤了。一天,我经过广电大楼,看到不少人都去资料室,原来为了腾地儿正在处理旧书。等我赶到已是尾声,有用的、好看的、品相好、价值高的都被挑走了,特别是一些文学史、小说文艺类的,被人们争相选择,扔在地上乱糟糟一片。看到这种场景,我眼泪差点儿下来,心里淌血的感觉,联想到报社的图书室被挤给广告部一块地儿做办公室,文化气节、文人素养、文明境界一概扫地荡然全无。就是在人们的脚底下,我翻动一本本与尘土的颜色无异的老书,每本都爱不释手。好多都是日伪时期电台的藏书,经历过大地震劫难后得以保存下来,还有不少是上世纪三、四十年代出版的,我恨不得一下子都买下来。管理员王大姐说:“葛昌秋的胃口忒大!啥都想要!”她表明态度,劝我不能要太多喽。最后,我选了大约240多本,花了50元钱。其中一本是“新唐山日报”社出版的《奋斗的足迹》,讲的都是刚刚解放后一线劳动者的事迹。而这张报纸是在唐山解放后创办的,时间还不到一年就停刊了。书中文章的作者有穆青、刘白羽等,这可能是唐山仅存的一本了,我视为“镇房之宝”,好好珍藏起来了。因为我是唐山人,是新闻人,是一位爱书的人。更令人痛心的是,在七楼的一间仓库里,单位领导又把一些报纸的合订本卖给了收破烂的,一本本文革时期的报纸合订本也都成了“废品”。我跟骑三轮的收购者争执着想留下来,另一位管理员老大姐马上岔开了,后来才知道那人是她找来的。资料室卖了2000多块,我说这钱我掏得起呀!

    一段时间里,我去唐山图书馆的次数比以往多了。我也常想,好多事都是在无奈中改变后,“置死地而后生”的,咱管不了别人,那就管好自己,做些力所能及的事,让买书、爱书、读书成为生活的一部分,逐渐演绎成一种文化常态,让静态的书变成动态的浸透,传播文化;让书香弥漫城乡,渗入生活。

【编辑:唐红】

葛昌秋

高级记者,著名策划人

老崔

摄影师

第四级火箭

《第四级火箭》名字的由来,是因为火箭一般情况下为三级,当然可以有第四级或多级。第四级代表着基地人的下一代,也代表着航天事业的未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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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作者简介】

赵雁

军旅作家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中国散文学会会员,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。